1934年10月，我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康之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我们家就移居到江苏省吴江县同里古镇。战争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很大的灾难，我在沦陷区度过了悲惨的童年。我现在还记得在我们隔壁住家的围墙上面刷的触目惊心的标语：“清乡必须清心”。每次经过苏州城门的时候，都有日本鬼子在城门处检查老百姓的“良民证”，老百姓还要给他们鞠躬。当时生活很艰苦，但是让我从小就认识到当亡国奴是十分悲惨的，一定要热爱我们的祖国。

抗战胜利后，从1946年秋季开始，我曾经先后在苏州桃坞中学、南京金陵大学（现为南京大学）附中、苏州东吴大学（现为苏州大学）附中等学校学习。1951年毕业于东吴大学附中，当年即在上海参加解放后的全国首次“高考”。1951年我考入了上海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当时学校在上海录取了40人，都是统考成绩非常好的学生，其中还有华东区统考成绩的第一名。

录取名单是在上海《文汇报》上面公布的。我记得我拿着录取通知单去学校报到时，找了几遍都没有找到学校，后来经人指点从一个小巷子进去，才找到一座像公馆一样的房子，门口挂着很大的校牌。我当时还想怎么这么有名的一所学校地方这么小。后来才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同济吴淞校舍被日军轰炸成一片废墟，1946年学校迁回上海后没有校舍，经多方联系求助，才有了落脚的地方，不过校舍分散在上海各处。当时学校总办公处和医学院前期落脚在上海善钟路（现为常熟路）原周佛海公馆。

报到注册后，同济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唐哲和我们谈话，他当时还是华东卫生部的副部长，他告诉我们学校要和武汉大学医学院等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并且马上要从上海搬到武汉，问我们去不去。我当时很犹豫，最后我父亲说还是应该去，不然就没有地方念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