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印象

刘毓谷教授是我们上本科的时候接触到的。我们是国家恢复高考后武汉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的第一届学生（1977级），1978年3月进校学习的，直到上课上到第4年、第5年，学习专业课时，我们才开始真正接触到刘毓谷教授的课（刘毓谷教授是专业课教师）。刘教授说的是天津口音，讲话中气很足，很容易懂。每次上课前，他都下了很多的功夫，讲课很注意方法，语言生动，很有感染力，不时有实际的例子或小笑话，所以深受同学们欢迎。后来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都报了他的研究生，我也报了。当时我的想法是，报考研究生是选择自己喜欢专业的一次机会，所以尽管竞争很大，我仍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后来比较幸运，如愿考上，开始跟刘教授学习，那是1982年底，1983年初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刘教授1920年2月生于天津，1939年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取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所出人才、出成果的十分著名的学校。但当时的生物科学，尚未进入现代生物学的分子水平时代，而医学丰富生动的内容，更吸引着年轻时期的刘教授，因此后来他又转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师从梁之彦教授，从事生物化学研究。1946年毕业时，刘教授本有机会出国，但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出去。当时人们都认为从事临床、外科工作会有更好的前途，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生物化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毕业留校后担任梁之彦教授的助教。1946年医学院筹建生理化学学馆，最初只有梁之彦教授和刘教授两人。作为唯一的助教，刘教授承担了筹建的具体事务工作。学校迁至武汉后，他服从学校安排，从生化转到公卫，调至卫生系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从事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教研工作。1978年同济医科大学成立环境毒理研究室，他又调至研究室主持工作，从事毒理方面的研究。虽然研究方向几经更改，但刘教授始终坚持将生物化学的研究方法贯穿其中，走出新路。

二、良师和益友

1978年，刘教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们是他招收的第四届硕士研究生。当时刚改革开放，一些导师害怕招太多研究生，怕学生没有课题，刘教授却愿意多招，他说：“不要紧，我不担心研究课题，一是学生生源非常好，二是研究经费支持力度大，相信我们的研究课题会越滚越大”。当时招研究生虽然实验条件不足，但一个学生有3000元人民币的培养经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每人一个月的费用也就是50元，3000元的培养经费，3年下来可以做很多事情。因此刘教授招了比较多的研究生，1977级招了3个，1978级招了4个，1979级招了3个。后来研究生的名额开始紧张了，就不让他多招了，到了1980级、1981级的时候，就只有1、2个了。从1978 到2000 年，刘教授一共培养了48名硕士研究生，20名博士研究生。他对研究生要求很严格，要求我们首先要学会“做人”，必须有端正的学风、高尚的科学道德和忘我的献身精神，其次才是“成才”，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他要求研究生在进入教研室半年内，要熟悉器材处、仪器修配厂、动物房和图书馆等与实验相关的处室，能对仪器设备的常见故障进行排除，并能熟练查阅资料和文献检索。还要求学生饲养实验动物半年至一年后，熟悉实验动物的饲养，如饲料的配制、换水、清洁及观察动物的活动；熟悉实验动物的交配、受孕，生产及生长过程；熟悉动物的操作，如捉拿、固定、灌胃、注射等。刘教授认为研究生所选择的研究内容，应该是在教研室总方向范围内并涉及新领域和新方法。他常对研究生们说：“你们的论文必须有90％的内容是我看了论文后才知道和明白的，否则不能算作好论文。”

那时的实验条件比较艰苦。我们做研究的地点是在同济校园后面的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里面，一楼是学校车队，我们在二楼，三楼当时好像是做生理研究的。刘教授带领我们把校园内老仪器厂前面的空地腾出来，在上面建了动物房，还做了一个冷冻室，即购买一个大的冷库，约3米长，1.5米宽，把桌子放进去，在4摄氏度的条件下做酶学等生物化学实验，当时的实验室是很简陋的。刘教授曾于1978年去德国学习考察的时候带回一些实验设备，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生化毒理方面的研究。以后他又多次利用出国参观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结识国内外同行，学习先进技术，并接受捐赠和购买了一些仪器和化学试剂。经过刘教授和教研室全体老师们的共同努力，到1985年，教研室已具有相当规模，拥有了一批先进的研究和实验器材设备，满足了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