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上海德文医学堂”建立。

1908年，学堂改名“同济德文医学堂”。

1909年，3月5日，同济医院和同济德文医学堂创史人埃里希•宝隆医生在上海因患伤寒症不幸病逝。本校董事、医学博士福沙伯继任总监督兼总理，为了纪念宝隆长期在沪热心行医并创办了同济医院，特将同济医院改名为宝隆医院。

他有着严格的治学态度、严谨的科学思维和作风、孜孜不倦的教育风范、艰苦朴素的品格，吕富华教授的学生说：恩师留下的遗产我们将永远铭记！

他致力于微生物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41年，春，李庄突发“春瘟”，有37名学生吃饭之后全身无力，呼吸困难。这种病在当时很常见，被称之为“痹病”(痹，四川方言，软瘫之意)。同济专家判定为患者是钡中毒。后经检验，发现是学生饭食中的食盐含氯化钡过高。

次年，宜宾城内也出现了相同的中毒致死事件。当时同济大学的杜公振教授担纲查证，先后经三次调查，确定是当时最大的盐业公司“五通桥”生产的食盐不合格。当局政府发文，明令禁止食用五通桥盐。同济专家又向盐商提议，在盐中加人“芒硝”(硫酸钠)，即可去除氯化钡。从此后，困扰当地多年的“痹病”几乎绝迹。

医学院教授们的职业道德感动了战时的国人。当时宜宾县参议会专门召开会议，组织当地民众敲锣打鼓、舞狮前往医学院道贺，赠送锦旗上书写着“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同济令誉日隆”。

“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如今，中科院资深院士、著名医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外科奠基人之一，中国器官移植主要创始人裘法祖教授，这位医学泰斗的人生信念一次次被人们满怀敬意地提起。

他被称为外科全才，在腹部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骨科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他擅长腹部及基本外科，对外科其他分支：脑外科、泌尿外科、矫形外科等同样造诣精深，为同济医院外科系各专业的创建和发展付出了诸多心力。

近70年的医学生涯，技术上的千锤百炼和丰富的经验累积，造就了“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的“裘式刀法”。裘氏手术刀法被誉为中国外科的一把“宝刀”，同事称赞“他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

在裘法祖的从医生涯中，有一件事他毕生牢记在心。那是1940年，他在施瓦本医院担任外科医师，在做第三个阑尾切除手术时，发生了一件影响裘法祖一生的事。病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病人突然死去。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方面有什么问题，但导师说：“裘，这是一位4个小孩子的妈妈。”这句话让裘法祖记了一辈子。

裘法祖曾接待一老妇来诊，病人说她肚子非常不适已有很长时间，问过病情后，裘法祖让其躺下，又仔细按摸检查她的腹部。检查后她紧紧握住裘法祖的手，久久不放，说：“你真是一个好医生。我去了六七家医院，从来没有一个医生按摸过我的肚子检查。”

94岁高龄的他，去世前几天仍在为四川地震灾区伤员会诊。

裘老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医术不论高低，医德最是重要。医生在技术上有高低之分，但在医德上必须是高尚的。一个好的医生就应该做到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

他与裘法祖并称为同济双璧。

1936年，求学于同济、后执教于母校直至临终 (2007 年 11 月 8日)，栉风沐雨70余载。他为促使母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与裘法祖并称为同济双璧。五十年代末，他去德国研究电子显微镜。其后，他主攻超微结构病理，为发展病理学及超微病理学呕心沥血。武教授论著丰硕，曾获国家，国家教委、卫生部多项奖。

据亲友和医护人员回忆，武教授在2007年3月7日接受手术时，他还处于麻醉后的昏睡中。突然，老人连声说：“我的鼠标呢？鼠标哪去了？!”在武教授生命中的所有记忆里，只有工作永远是难舍的！

作为中德医学界“交流大使”，武教授曾往返德国近六十次。尽管他工作繁忙，他十分关心中国留学生。1988年冬，他访问埃森大学时，对 中国留德学生感触颇深地说，“中国学生在国外以刻苦著称，但不会像德国学生一样有丰富的课外活动，中国学生应建立向课本外拓展的意识。”

武教授高风亮节，人所共仰。因为在中德友好交往中的贡献，武教授1985年获“德国大十字勋章”，2002年获“德国星级大十字功勋勋章”。“德国星级大十字功勋勋章”是迄今授予外国公民的最高级别的勋章，武忠弼教授也因而成了我国受此殊荣的第一人。

2007年，11月8日，武老与世长辞。在诸多送别挽联中，有这样两句令人印象深刻：“一口心忠，忠党忠国忠民忠教忠同济忠中德友谊；双弓百弼，弼前弼后弼上弼下弼时事弼过往今来。”

1960年，3月1日，已经掌握了进入肝脏禁区密码的吴孟超主刀完成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实现了中国肝脏外科零的突破。此前，对肝脏出血的控制，国外常用解剖肝门结扎血管或低温下暂时阻断血流的方法，操作比较复杂、危险性大。吴孟超打破禁区后再接再励，创造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止血技术，“肝脏缺血超过二十分钟就要坏死，不能太长时间止血。我想到了水龙头开关，就在血管上加了一个类似装置，手术开始时阻断，一段时间后打开，让血液流向肝脏。可以阻断几次，提高了安全性，有利于手术顺利完成。这个方法现在还在临床使用。” 

1963年，吴孟超又和同事们成功地为一名患者实施了中肝叶切除手术。中肝叶是肝内所有重要管道都要经过的“禁区中的禁区”，这一成功是中国肝脏手术的重大飞跃，标志着中国肝脏外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吴氏刀法”曾经多次震惊世界：1975年2月，吴孟超为安徽一农民成功切除了重达18公斤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直到今天，这仍是外科界的一项世界纪录；1983年，吴孟超为一名仅4个月大的女婴成功摘除重达600克的肝母细胞瘤，切下来的肿瘤比婴儿的脑袋还要大…… 

当越来越多的病人出现在面前时，他考虑招收更多人才充实到肝病治疗中来，还无私传授自己的“吴氏刀法”。“为了诊治更多肝癌病人，我的所有技术属于人类，我吴孟超没有专利！”如何选刀、如何目测、如何分离、如何打结、如何预防和处理各种险情，他对学生严教细训，一丝不苟。

2006年，已过80高龄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思绪敏捷、言语清晰。据吴老学生透露，现在只要有时间，吴老依然亲自给病人做手术，有时一天下来会连续做三台，要站上十几个小时。

吴孟超说：“我对病人一视同仁，不分高低贵贱都一样对待。病人很痛苦，不仅本人痛苦，全家都很痛苦，医生最根本的责任就是为病人解除痛苦，用自己的技术为病人治好病。对待病人不仅要有责任心，还要有爱心和同情心。”